那场高烧，江宇轩其实来过。
钥匙是萧昕薇寄来的。
信封上只有“昌京市××路××号江宇轩收”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的笔迹。他拆开信封，一把铜色的小钥匙掉在掌心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备用钥匙，给你。别告诉灵茵。”没有署名，但他知道是谁。
他把钥匙攥在手里，指腹摩挲着齿痕。她怎么弄到他地址的？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钥匙寄给他？他也没有问。他只是把它和那条泪滴项链放在一起，贴身带着，从不离身。
那年秋天，他接到萧昕薇的电话。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到：“灵茵发烧了，三十九度四，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他没有说话。“你能来吗？”她没有回答能或不能，只是问：“地址还是上次那个？”萧昕薇说：“是。”
挂了电话，他站在窗前。昌京市的秋天来得早，窗外梧桐叶已经开始落了，一片一片，打着旋儿，落在青石板路上。他看了几秒，坐飞机最快。他查了最早的一班航班，在网上订了票，把手机揣进口袋，出门。
从昌京到永安市，飞机只要半个多小时。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的云层很厚，白茫茫的，像没有边际的雪原。他看着窗外。他的手指一直在口袋里摩挲着那把钥匙，把它捂得温热。她在发烧。三十九度四。她怕冷，冬天总是缩着肩膀，手冻得通红也不说。
飞机落地时是上午九点多。他打车到那个小区，在楼下站了一会儿。阳光从东边照过来，把整栋楼染成了淡金色。五楼的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他不知道她住在哪一间，但他知道她在里面。他上了楼。
楼道很窄，声控灯是坏的，他摸着墙壁一级一级地走。五楼，那扇深棕色的门，门把手上挂着一个褪色的中国结。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门开了。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她微弱的呼吸声。窗帘拉着，光线很暗。客厅里有她的课本和笔记本，字迹端正，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沙发上搭着她的校服，深蓝色的，袖口磨白了。茶几上有一杯凉透了的白开水，旁边是几粒退烧药，还没吃。他站在玄关没有换鞋，怕声音吵醒她。
她蜷缩在被子里，退热贴歪在额角，快要掉了。脸烧得有些红，嘴唇干干的，眉头微微皱着。她看起来很小，比他记忆里的她小很多。明明已经高三了，可蜷在那里，像一只生了病的小猫。
他低下头，把那杯凉透的水倒了，重新倒了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又在厨房找到了保温瓶，烧了一壶水灌进去，放在她伸手能够到的地方。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的手没有抖。他想，他已经不是十二岁的男孩子了。他十八岁了，高了，肩膀宽了，声音也变了。可坐在她床边的时候，心跳还是很快。
他回到床边，看着她。她的嘴唇干干的，起了皮。他想拿棉签蘸点水给她润一润，又怕弄醒她。她睡得并不安稳，眉头皱着，呼吸有些重，像被什么东西压着喘不过气来。他伸出手，想帮她抚平眉心的褶皱，指尖快碰到的时候，又缩了回去。
他叹了口气。“唉，怎么就不能照顾好自己呢？”声音很轻，轻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他从来不是一个会叹气的人，爷爷说叹气没用，他也不觉得叹气有用。可看到她烧成这样，他还是叹息了。不是有用没用，是心疼。
她的睫毛颤了一下。他还没来得及把手收回去，她的眼睛就睁开了。那双眼睛先是茫然的，没有焦距，像刚从一个很深的梦里浮上来。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她看到了他。她的瞳孔里映出了他的脸。
“江宇轩？”她的声音哑得不像她的，像砂纸磨过玻璃，“你怎么来了？萧昕薇呢？”
她眨了眨眼，又眨了眨，抬起手揉了揉眼睛。她以为自己在做梦，以为烧糊涂了，以为他是不存在的幻觉。他把手从她额头上收回去，指尖还残留着她皮肤的温度。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攥紧，不让那点温度散掉。
“今天我正好来你们学校办点儿事，”他说，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真的事，“遇到昕薇，说你生病了，所以顺便来看看你呀。”他顿了顿，“昕薇去买菜了，一会儿就回来。你先好好休息吧。”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编“办事”的借口，为什么不能直接说“我来看你”。他说不出口。话到嘴边就变了样子，变成“顺便”，变成“正好”。他不想让她知道他专门来的。不想让她觉得欠他什么。不想让她多想。他只想让她收下那杯温水，收下那片退热贴，收下他坐在这里的这十几分钟——然后忘掉。
“你来我们学校办事？办什么事？”她追问道，脑子烧得糊里糊涂，却还是不依不饶。
他没有回答。他把她按回枕头上，“别说话了，再睡一会儿。”被子拉上来，掖好，四个角塞进床垫下面。这是他第一次给别人掖被子。她被他裹成了一个蚕蛹，只露出一张脸。她的脸烧得红红的，鼻尖也是红的。他看着，又想叹气了，忍住了。他的声音放得很轻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再睡一会儿。”
她看着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他不确定那是什么。也许是高烧的水光，也许是别的。她没说话，闭上了眼睛。睫毛垂下来，覆着，像两把小小的扇子。她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眉头还是皱着，但没有刚才那么紧了。手指从被子里伸出来，攥着被角，攥得指节泛白。他没有把她的手塞回去。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窗外的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落在她的手背上，落在他搭在膝盖的手上。
他站起来，看到她的眉头松了，呼吸稳了，退热贴贴得端端正正。
他转过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最后看了一眼。他在心里说：“退烧了。你走吧。”这句话是对自己说的。
他关上门，把钥匙拔出来，攥在手心里。走廊的声控灯还是坏的，他摸着墙壁往下走。走到楼下，阳光已经照到整栋楼了。他没有走，站在对面那棵梧桐树下，把帽檐压得很低。风吹过来，梧桐叶哗啦哗啦地响，像有人在翻一本很厚的书。
秦麟来了，上了楼。过了一会儿，秦麟下来了。他们隔着马路对视了一眼。秦麟点了点头，他微微颔首。然后秦麟走了。他没有走。他站在那里，看着五楼的窗户。窗帘还是拉着，看不到她。但他知道她在里面。退了烧，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吧。
他等到太阳偏西，等到秦麟发来消息：“她醒了，吃了东西。”他才转身，打车去机场。回去的飞机上，他把钥匙放回口袋，和那条泪滴项链放在一起。泪滴是爷爷给的，钥匙是她给的——不，是萧昕薇给的。但那是她的门。开门的钥匙在他身上。他把它和爷爷留下的项链放在一起。
那几年他总在想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喜欢一个人”？他在瓦岗村的时候不懂。回到昌京，还是不懂。他只是会在深夜把钥匙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掌心里看。铜制的，小小的，齿痕很浅。已经磨得发亮了。他只是会在路过学校文具店的时候停下来，看到一只兔子贴纸，想起她铅笔盒上那只咧嘴笑的兔子。
他只是会记得她说过的每一句话——“你笑一下嘛”“好厉害啊，我要是这么厉害就好了”“很难得看到你笑，你笑起来挺好看的”。每一句，他都记得。
他从来不是不记得。他只是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自己变得足够强，等她不会再被人欺负，等她不会再因为他陷入危险。他告诉自己：快了。再等等。
可是听到她发烧的消息，他还是来了。坐最早的航班，开了她家的门，蹲在她床边，给她换了退热贴，掖了被子。然后走掉，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他不是不想见她。他是不敢。怕见了，就再也走不掉了。怕见了，就不想再等了。
他靠在出租车后座上，看着窗外的城市飞速后退。永安市越来越远，昌京越来越近。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在。它会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