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大学图书馆自习室。
念念把林小北寄来的名单摊在桌上。一共十二个人，对应十二个村子。
旁边是一张她自己画的表格。表格分为：姓名、年龄、受教育程度、日常职业、性格特征、每日可用时长。
她一行行看下去。
赵建国，42岁，初中，村小代课老师。
李铁柱，28岁，小学，木匠。
王春花，35岁，小学二年级，农妇/记水费员。
刘桂芬，48岁，没上过学（会算数），村小卖部老板。
十二个人里，只有三个有初中以上学历。剩下的，多是手艺人、妇女。
许杨拿着几本物理期刊走过来，拉开椅子坐下。他看了一眼念念桌上的名单，推了推厚眼镜。
“这就是你在鹤山县搞的教育试点人员？”许杨压低声音，“学历构成这么低，连没上过学的都有。你指望他们去教孩子？”
“他们不负责‘教’。”念念没抬头，用红笔在王春花和刘桂芬的名字下画了一条线，“他们负责‘组织’和‘反馈’。”
许杨皱眉：“可是没有老师，只有组织者，孩子学什么？”
“学标准化的东西。”念念放下红笔，转头看许杨，“许师兄，你在美国实验室做基础物理实验的时候，如果带本科生，你是手把手教他们调每一个参数，还是给他们一份标准操作手册（SOP）？”
“当然是SOP。”许杨说，“实验室讲究效率和复现率。”
“教育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地方，也需要SOP。”念念用手指点了点名单，“林小北以前认为，只有老师才能教书。这是城市教育的思维。但在乡村，信息差太大。王春花只认识三百个字，但对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孩子来说，这三百个字就是起跑线。”
念念把名单收进文件夹：“我要做的是，把知识打包成这十二个人能看得懂、能执行的‘操作手册’。只要他们能按时把手册发给孩子，盯着他们看完，写下反馈，这个循环就成立了。”
许杨看着她，眼神变了。他知道顾念念在用工业管理的思维解构乡村教育。
“需要帮忙吗？”许杨问，“我今天下午没课。”
“需要。”念念立刻回答，“帮我去书店买一套现行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数学教材，再买一本地图册和一本自然常识。下午两点，去砚秋农机我办公室。”
下午两点。
砚秋农机办公室的桌子上堆满了教材。
念念面前摆着程小禾寄来的几封信。信上的字有些歪扭，但拼音标注得很认真。小禾在信里写过：遇到不会的字，就查字典；遇到算术题，就用石头摆。
“小禾的方法，就是最朴素的自学逻辑。”念念对许杨说，“我们要把这种逻辑固化下来。”
她拿起铅笔，在白纸上画了一个框架。
“课包分为三大类：语文、算术、常识。不按学期排，按‘周’排。每周一个课包。难度必须极低，低到领学人看一眼就能明白怎么指导。”
许杨翻开一本数学书：“一年级的数学是加减法，怎么做成课包？”
“实物化。”念念说，“比如教‘3+2=5’，课包里不光有公式，要画三个苹果加上两个苹果。旁边加上领学人指导词：‘让孩子找三块小石头，再找两块，数一数’。这句话，不用拼音，用最简单的汉字写。”
两人开始连夜拆解教材。
没有复杂的教育理论，只有最极简的知识传递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