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室门外的走廊里，脚步声渐渐密集起来，孙大勇守在门口，把几个保卫干事支到了走廊两头，自己背靠着墙，谁也不让靠近。
外面的喧闹声还在继续，但已经不再是刚才那种一触即发的混乱，工人们看到部队进来，知道上面来人了，情绪从愤怒转成了等待，等着看来人怎么处理，等着看钟家的冤屈能不能昭雪。
烈属办的负责人姓秦，五十出头，头发花白，他穿过办公楼走廊的时候步子很快，身后跟着两个干事和一个挎着医药箱的卫生员。
孙大勇看见他，站直了身子，低声说了句“在里面”。
秦主任点了点头，走到广播室门前，抬起手，轻轻敲了三下，敲门声很轻，轻得不像是一个在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铁血汉子敲出来的。
旁边的干事下意识想上前替他敲重一点，秦主任伸手拦住了，他站在门口，微微弯下腰，把嘴凑近门缝，声音压得又轻又柔：“孩子，我是烈属办公室的，姓秦，你受委屈了。”
秦主任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的重量：“你饿不饿？我这就安排人给你弄点吃的来，你别怕，这扇门你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我们在外面等着，不急。”
门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顶在门后的椅子被慢慢拖开，桌脚在水泥地面上刮出沉闷的摩擦声，门开了一条缝，然后全开了。
钟国胜站在门口，身上的衣服是补丁叠补丁的，袖口磨得毛了边，肩膀上的布已经洗得发白，隐隐能看见里面的皮肉。
膝盖和手肘的位置破了好几个洞，人瘦得像一根竹竿挑着一件破衣裳，风一吹就摇晃，脸色蜡黄，眼眶凹陷，眼神很平静，没有悲，也没有喜，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秦主任看着面前这道瘦弱的身影，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在战场上见过死人，见过断胳膊断腿的，见过被炮弹炸得不成人形的。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他没掉过一滴眼泪，转业到烈属办以后见过多少烈士家属哭天抹泪他也没红过眼眶。
但此刻站在这里看着这个十八岁的烈士遗孤——穿着一身破洞的衣服，瘦得脱了相——秦主任感觉自己的胸腔里像是压着什么东西，它想破开胸膛，它想逼着喉咙嘶吼。
这就是钟大山的儿子，钟大山那是真正的烈士，拿命换下了整条生产线，他的儿子，就该是眼前这个样子吗？
像一根被风刮断的枯树枝，浑身上下没有二两肉，站都站不太稳。
秦主任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准备好的话全堵在嗓子眼里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秦主任想怒吼，想骂娘，想把那些黑了心肝的人一个个揪出来。
但他不敢，他怕自己这大嗓门一吼，面前这道瘦弱的身影就被震散了，他怕自己这一腔怒火化成声音喷出去，吹出来的气流都能把这个孩子吹倒。
秦主任咽了好几口唾沫，终于把嗓子眼里那股气给压了下去，开口的时候声音还是沙哑的：“孩子，饿了吧？先把饭吃了吧。”
秦主任转过身对身后的干事低声吩咐了几句，干事快步跑出去，不一会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两个馒头回来，是从工人食堂打来的，食堂那边一听是给广播室里那个孩子送饭，胖师傅二话没说把刚蒸好的馒头拣了两个最大的，又从菜盆里舀了一勺炖白菜。
秦主任接过搪瓷缸子和馒头，自己没有递上去，而是让卫生员先过去。
卫生员是个年轻姑娘，走到钟国胜跟前，打开医药箱，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靠近一只受了伤的麻雀。
秦主任在旁边低声道：“先让大夫看一下。”
钟国胜靠在门框上，配合着卫生员简单的检查，量血压，看舌苔，翻眼皮，卫生员检查完回头对秦主任低声说：“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很虚，需要慢慢调养。”
秦主任点了点头，然后才亲自把搪瓷缸子和馒头递到钟国胜手里。
钟国胜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搪瓷缸子和馒头，愣了一下，然后慢慢蹲下去，把搪瓷缸子放在地上，拿起一个馒头，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
吃得很慢，一口一口，每一口都嚼得很细。
秦主任站在旁边看着钟国胜吃，两只手垂在身侧捏成了拳头，又松开，又捏紧，他蹲下来，单膝跪在地上，让自己的视线跟钟国胜平齐，压低声音说：“孩子，你慢慢吃、吃完了要是还不够，我再让人去拿。你写的信，我们收到了，市里收到了，报社收到了，冶金工业部也收到了，该来的都来了。”
……
轧钢厂办公楼的走廊里，脚步声从广播响起到现在就没停过，厂部办公室的几名干事一路小跑，鞋底在水磨石地面上敲出一串急促的响声，档案室在三楼走廊尽头，铁门上的挂锁被保管员抖着手开了两次才打开。
保管员是个四十来岁的瘦高个，脸色比平时白了三分，他管了十几年档案，从来没见厂里调档调得这么急。
书记的秘书站在门口说：“所有涉及钟大山同志的档案——抚恤金发放凭证、遗属补贴拨付记录，一份不许少，全调出来，立刻。”
保管员应了一声，钻进档案室，铁架子上的档案盒按年份排列，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的标签已经泛黄，他把三个年份的盒子全搬下来，摞起来有小半人高，干事们接过档案盒，抱着就往二楼跑。
二楼东侧的三间办公室被临时腾出来做了联合调查组的办公点，市局的公安在左手第一间，冶金工业部调查组在中间，烈属办和市纪委在右手那间。
走廊里站满了人，有穿着公安制服的在低声交流，有夹着笔记本的秘书匆匆穿过人群，有人把一摞摞档案盒往临时拼起来的长条桌上放，桌腿被压得吱嘎响。
市公安局来的经侦老手姓方，四十出头，脸上的表情不多，坐在桌前把档案盒打开，一份一份地摊开来。
抚恤金发放存根、遗属补贴拨付台账，每一页泛黄的纸都是一条线索，他用手指点着纸面，逐行往下看，看到一半，手指停了。
“钟大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牺牲，一次性抚恤金八百元，领取人签章——”
方公安把那张存根抽出来，放在桌面上，让旁边两个同事也看清上面的字迹；“易中海，领取日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旁边一个年轻公安凑过来看了一眼，皱起了眉：“易中海是谁？按规矩抚恤金应该直接送到家属手上，为什么是他签字领的？”
方公安没答话，继续往下翻，抚恤金之后是每月二十元的遗属补贴，台账上记录得很清楚：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十月，共四十六个月，合计九百二十元。每一笔的领取人签章栏里，都盖着同一个人的印章——易中海。四十六个墨印，整整齐齐排列在泛黄的纸页上，像一条铁链，把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锁得死死的。
方公安把台账合上，站起来，走到门口，跟走廊里等着的联合调查组负责人说了一句：“抚恤金八百元，遗属补贴九百二十元，合计一千七百二十元，全部由同一个人领取——易中海。按规矩，这两笔钱都应该直接送到家属本人手上，由家属本人签字或按手印。易中海没有这个资格。”
方公安顿了顿说：“人控制住了没有？”
“已经派人去钳工车间了。”
孙大勇站在走廊里，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愤怒还是愧疚：“钳工车间的人说他刚才还在车间。”
“控制住。”
方公安说：“还有，发放遗属补贴的人是谁？台账上每一笔都要经手人签字，这个经手人也是关键。”
方公安转身回了房间，把台账上经手人签字那一栏一个一个地翻，四十六个月的记录，前面几个月的经手人是一个名字，到了一九六三年初换成了另一个名字——财务科副科长，姓马，后面的三年多，经手人全是这个马副科长。
“查这个马副科长。”
方公安把台账推给旁边的同事；“他跟易中海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每个月的遗属补贴都经他的手放给易中海。”
与此同时，保卫处的调查也在同步推进。
钟大山的工位顶替审批表被从档案室调了出来，审批表上写得很清楚：钟大山，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牺牲。岗位顶替人一栏填着一个名字——马小军，性别男，年龄二十岁，与烈士关系一栏写的是“无”，审批日期一九六二年二月。审批表上的签字栏里，保卫处当时负责的一个副科长签了字。
孙大勇把这张审批表拿在手里，看了很久，他认得这个笔迹——那个副科长已经在两年前调走了，但审批表上的签名做不了假。
马小军，姓马，财务科的马副科长，也姓马，保卫处当时经办工位顶替的那个副科长，把钟大山的工位给了马副科长的儿子，而马副科长，每个月把钟国胜的遗属补贴亲手交给易中海。
这根线，就这么对上了。
孙大勇把审批表放在桌上，指节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转身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几个保卫干事正等着他的命令。
孙大勇的声音压得很低，语气中是强压的怒火：“保卫处当时经办钟大山工位顶替的人，找到他，不在四九城就去外地把人带回来。还有一个财务科的马副科长，遗属补贴台账上每一笔都是他经手的，这两个人，一个跑不掉。”
保卫干事们应了一声，分头去办，孙大勇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办公楼前黑压压的人群，工人们还在等着，没有人散去。
孙大勇转过身，朝二楼临时办公室走去，准备把保卫处查到的工位顶替情况报给联合调查组。
二楼左手第一间办公室里，方公安已经把抚恤金存根、遗属补贴台账和工位顶替审批表三份材料并排摆在桌上。
三份材料，指向三个人——易中海领了抚恤金和补贴，马副科长经办了补贴发放并让儿子顶了钟大山的岗位，保卫处当时的副科长在审批表上签了字，这三个人缺了任何一环，钟大山的抚恤金和工位都落不到这个下场。
方公安站起来，把三份材料归拢到一起，走出房间，走廊里，各路人马的负责人已经聚齐了——烈属办的秦主任站在窗边，脸上的表情铁青；冶金工业部调查组的老郭正跟市纪委的人低声交流；市里的老周靠在墙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
“情况基本清楚了。”
方公安把三份材料放在桌上：“易中海冒领抚恤金和遗属补贴，三年零十个月，合计一千七百二十元。遗属补贴的经办人是财务科马副科长，钟大山的工位被马副科长的儿子顶替，保卫处当时经办审批的副科长签字。”
秦主任从窗边转过身来，花白的头发被走廊里的风吹得微微晃动：“那就抓，一个不留，全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