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处处长孙大勇正在办公室看这个月的报表，喇叭响了，他起初没当回事——厂里广播天天放，不是通知开会就是放革命歌曲，可听了两句，他手里的报表就放下了。
那个声音年轻，很平静，说的却不是平常那些事，钟大山。内保大队大队长，抓特务牺牲。
孙大勇听清楚了这几个字，眉头皱了起来，钟大山的后事是他亲自经手办的，抚恤金签字是他亲眼看着走的流程，工位顶替也是保卫处报上去的。
喇叭里的声音继续往下说，母亲病逝，抚恤金迟迟不见，工位下落不明，每月二十块遗属补贴分文未见。
孙大勇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记得很清楚，去年年底他还问过下面的人，钟大山家属安置得怎么样，下面的人回话说“安置得很好，抚恤补贴按月发着呢”。
“安置得很好。”
孙大勇把这几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牙关慢慢咬紧了，他伸手去拿桌上的电话，手指刚碰到听筒，喇叭里又传来一句话——“我被迫十五岁辍学，靠打零工糊口，冬天搬白菜，夏天卸货，一天挣几毛钱，饿得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管我。”
孙大勇的手指在听筒上捏得发白，用力摇了几下摇把，对着话筒沉声说：“给我接武装部。”
等了片刻，线路接通了，孙大勇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是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处长孙大勇。现在厂内发生紧急情况，原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钟大山烈士的遗孤在广播室通过全厂高音喇叭公开控诉，称其父亲牺牲后抚恤金、工位和遗属补贴全部被侵吞，三年分文未见。此事涉及重大，我先行汇报，具体情况随后书面呈报。”
孙大勇挂断电话，从椅子上站起来，拽过挂在墙上的武装带，一边往腰上系一边大步往外走，冲着隔壁办公室喊了一声：“治安科的人跟我走，广播室！”
办公楼外面的小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四五百号工人把办公楼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有人举着拳头喊“严查硕鼠”，有人在高呼“给烈士一个交代”。
孙大勇挤进人群的时候，几个工人认出了他，冲着他喊：“孙处长，你是保卫处的，你说句话！老钟的儿子怎么回事！”
孙大勇没有回话，低着头往前挤，他当过兵，转业以后在保卫处干了十几年，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但今天这个场面让他后脊梁骨一阵阵发凉——这几百号人不是在闹事，不是在要待遇，他们是在替一个死了的兄弟讨公道。
而他，就是管这个事的保卫处处长，下面的人跟他汇报说“安置得很好”。
孙大勇从人堆里挤出来，到了办公楼东头，刚拐过墙角，就看见广播室门口围着一堆人。
治安科副科长大傻春正带着三个保卫干事在撞门，大傻春本名叫什么没几个人记得了，这人膀大腰圆，一米八几的个子，肩膀比门框窄不了多少，干治安干了十来年，抓过偷铁渣的，逮过翻墙的，办事从来只有一个套路——先拿人再问话。
此刻大傻春正侧着身子用肩膀撞广播室的门，撞得木门哐哐响，门框上的灰渣簌簌往下掉，旁边三个保卫干事一人握着一根橡胶棍，虎视眈眈地等着门破进去拿人。
孙大勇看到这一幕，只感觉一股血直冲脑门。
外面几百号工人眼睛都盯着这栋楼，几百颗心都揪在广播室那个孩子身上，你大傻春这会儿带人撞门？
你是要把里面那孩子拖出来？
拖出来之后呢？
当着全厂工人的面把他抓走？
你是嫌事情不够大还是嫌轧钢厂不够出名？
孙大勇没有停顿，小跑加速，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傻春身后，大傻春正蓄足了劲准备再撞一下，腰侧完全暴露在外。
孙大勇借着助跑的冲劲，一脚踹在大傻春的腰子上，鞋底结结实实地蹬在腰眼上。
大傻春一米八几的壮汉，被这一脚踹得整个人往旁边趔趄了两步，重重撞在墙上，捂着腰子半天没回过神来。
“大傻春！你要干嘛？”
孙大勇的怒吼声在走廊里炸开，声音大到连办公楼外面的人都听见了。
大傻春靠着墙，一脸懵地看着孙大勇，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旁边三个保卫干事也被这一脚吓住了，橡胶棍不自觉地往下放了放。
孙大勇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他们几个的脸：“把棍子给我收起来！谁让你们动棍子的？啊？里面是谁？是钟大山的儿子！是烈士遗孤！你们拿棍子往里冲？你们要脸吗！”
走廊里安静了一瞬，三个保卫干事手里的橡胶棍全都放下了，低着头不敢看孙大勇。
孙大勇转过身，看着广播室那扇被撞得有点松动的木门，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推门，只是站在门口，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但每个字都很沉：“里面的孩子，我姓孙，保卫处处长，你有什么话想说，我听着。你别怕，这厂里没有人能动你。”
与此同时，办公楼外面的小广场上，工人们还在不断往这边涌，有人在喊“别让保卫处把人抓了”，有人在喊“孩子你别怕，我们给你撑腰”。
几层人浪挤在办公楼门口，前排的工人已经跟维持秩序的保卫干事面对面了，谁也不让谁。
就在这时，在办公楼二楼借座机打电话的几个调查人员，正各自对着话筒以最快的速度汇报情况。
市里来的调查组老周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另一只手捂着另一只耳朵挡住外面的喧闹声，对着电话那头说：“对，轧钢厂，钟国胜，就是给市里写信的那个。他现在自己跑到厂里广播室，对着全厂喇叭把事全捅出来了。现在厂区里工人陆陆续续都停下来了，厂外面还有老百姓在往这边围。不是工人闹事，工人是替他喊冤。对，市里得有个准备，我建议立刻派人增援来稳住局面。好，好，我等指示。”
报社记者在二楼另一头的一间办公室里打电话：“郑主编，现在情况比我刚才汇报的更严重，钟国胜本人进了轧钢厂广播室，实名向全厂广播，把自己这三年的事情全说了。外面的工人不干了，情绪非常激动，居民也在厂门口围着。对，我建议立刻加派记者过来，这不是一般的信访事件了。我明白，我注意安全，我继续盯着，随时跟您汇报。”
烈属办的老方在轧钢厂传达室里打的电话。
传达室靠门口，能清楚地看到厂门外越聚越多的居民，老方握着话筒，声音急促而低沉：“主任，我是老方，在轧钢厂。情况基本确认了，钟国胜说的那些事，我们在副食店和粮店都核实过，他确实从十五岁就开始打零工，现在他在厂里用广播实名控诉，工人炸了锅了，情绪已经快到顶了。主任，这事必须赶紧拿个态度出来，烈属办这时候不说话，什么时候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沉稳而有力的声音：“老方，你守在那里，不要离开，我马上向上面汇报，烈属办立刻调人过来。我们烈属办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表这个态——谁动了烈士遗孤的东西，就看他牙口够不够硬。”
老方放下电话，转过身，透过传达室的窗户看着外面的人群，厂门口，越来越多的居民挤在铁栅栏外面，有老人有妇女，有刚下班的工人，有推着自行车路过的路人。
他们的脸被铁栅栏隔成一格一格的，但每一张脸上都写着同一句话：给钟家一个交代。
广播室里，钟国胜坐在麦克风前面，门被撞得松动了，椅子顶在门把手上还在微微震颤，但他的手已经不抖了。
门外的怒吼声、工人们的呐喊声、厂门口居民的呼喊声，透过窗户缝和门缝传进来，混成一片低沉的轰鸣。
那是成百上千愤怒的轰鸣，沉浑有力，如同暴风雨前夕滚过天际的闷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