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道口南大街拐角有一家副食店，门脸不大，门口堆着几筐白菜和大萝卜，店里的售货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围着蓝布围裙，正拿着鸡毛掸子掸柜台上的灰。
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走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女的把工作证亮了一下：“同志，我们是市里来的，想跟您打听个人。”
胖大姐把鸡毛掸子搁下，看了一眼工作证，表情认真了些：“打听谁？”
“钟国胜，十八岁，住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大院，他是不是经常来这儿打零工？”
“国胜？”
胖大姐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来过，这孩子从好几年前就在这一带打零工了，冬天搬白菜，夏天卸货，人老实，干活不惜力，就是瘦得厉害。”
女的翻开笔记本，一边记一边问：“好几年前？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胖大姐仰头想了想：“怎么也得有三年了吧，那会儿他还没柜台高呢，后来个子蹿起来了，人反倒越来越瘦，最近好一阵子没见他了。”
“他一个月能挣多少？”
“零工能挣多少？好的时候一天挣个三四毛，一个月下来撑死了十来块钱。”
胖大姐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叹了口气说：“那孩子爹妈都没了，一个人过，有回他搬完白菜，蹲在我们店门口啃窝头，我要给他倒碗热水他都说不用。说起来——他不是烈士家属吗？按理说应该有补贴的，怎么过得跟没爹没妈一样？”
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对视了一眼，男的把笔记本合上，脸上的表情比进门时沉了许多：“您确定他是烈士家属？”
“这还能有假？他爸是轧钢厂的钟大山，那年抓特务牺牲的，胡同里谁不知道。”
胖大姐把鸡毛掸子往柜台上一搁，语气有点急了：“同志，你们是来调查的？那孩子的抚恤金是不是出问题了？我就说嘛，烈士遗孤，有补贴有工位，怎么至于辍学打零工，怎么至于饿成那样。”
女的中山装放下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您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还在核实。”
两个人走出副食店，站在街边，胡同口的风灌进来，吹得笔记本的纸页哗哗响，男的把本子揣进兜里，掏出烟来，没点，又把烟从嘴里拿下来。
“三年，十五岁开始打零工。”
男的声音压得很低，语气很僵硬：“烈士遗属，每月二十块补贴，他一分没见着，这还不算那笔一次性抚恤金和他爸的工位。”
女的没接话，只是把笔记本翻到刚才记的那一页，又看了一遍，钟国胜，十八岁，打零工三年，冬天搬白菜，夏天卸货，蹲在店门口啃窝头。
“这事八九不离十。”
女的把笔记本合上：“走吧，去下一家，粮店那边应该也有记录。”
与此同时，轧钢厂北墙外，钟国胜蹲在一丛干枯的杂草后面，透过墙根的豁口往厂区里看。
北墙年久失修，墙根底下被雨水冲出一个凹坑，上面盖着几块破木板和乱草，原身的记忆没错，这个洞还在。
钟国胜把木板挪开一点，侧耳听了听，墙里面安静得很，只有远处车间传来机器运转的闷响。
钟国胜把木板推开，趴下身子，一点点往里钻，狗洞不大，肩膀蹭着两侧的砖头，蹭下来一身的土。
钟国胜爬过去之后没有立刻站起来，蹲在原地，把四周扫了一遍，这里是三车间后墙和围墙之间的夹道，堆着些废铁料和旧木箱，长年没人来。
钟国胜把木板重新盖好，拍了拍身上的土，站起来，贴着墙根往东走。
钟国胜的步子不快不慢，走得很稳，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私闯厂区，一旦被保卫处的人抓到，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拘留。
但钟国胜必须这么做，信已经寄出去了，上面的人可能来了也可能没来。
钟国胜等不起，也不想等了，原身的残留的怨恨每时每刻都在侵袭他的意志，内心时时刻刻都在煎熬中。
就算上面的人来了，查也需要时间，而钟国胜要做的，是让这个厂子里所有人都知道，知道抚恤金被贪了，知道烈士的儿子快被饿死了。
高音喇叭是最好的办法，这东西传得远，车间里听得见，食堂听得见，办公楼听得见，连厂区外面的街道都听得见，一旦从广播里喊出去，就再也捂不住了。
钟国胜从三车间后面绕出来，走上厂区的主干道，这会儿是上午十点多，车间正在干活，
主干道上偶尔有几个工人推着料车经过，还有几个穿蓝布工装的学徒工在忙碌。
钟国胜把外套拉平整，低着头，不快不慢地走在路边，不注意看，倒有几分学徒工的模样。
一个推料车的老工人从钟国胜旁边经过，扫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继续推着车走了。
钟国胜目不斜视，穿过主干道，拐上办公楼侧面那条煤渣小路。
办公楼是一栋三层灰砖楼，广播室在一楼最东头，窗户对着东墙，窗外是一排掉了叶子的老槐树。
钟国胜贴着墙根摸过去，蹲在最后一棵槐树后面，探头往广播室的窗户里看了一眼，里面有人。
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女播音员正坐在桌前翻报纸，桌上放着麦克风、一台扩音器，还有一沓广播稿，门虚掩着。
钟国胜缩回头，把后背贴在墙上，等着，他的呼吸很轻，眼睛盯着窗户那侧的一举一动，心跳不快，稳得很。
这种紧张感跟前世在谈判桌上等着对手出错的那一刻差不多，急没用，等就是了。
大概等了十分钟，女播音员站起来，把报纸放到一边，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推门出去了，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没有锁。
钟国胜没有立刻动，他又等了半分钟，确认脚步声已经走远，然后快步从槐树后面闪出来，推开广播室的门，侧身闪了进去。
广播室不大，十来平米，桌子正中间放着麦克风，旁边是一台扩音器，面板上有几个旋钮和一个红色开关，墙上挂着广播排班表和一张安全生产宣传画。
钟国胜把门关上，手指摸到门锁，咔嗒一声反锁了，然后他拖过桌旁的两把椅子，斜着别在门把手下面，又搬起墙角那张堆广播稿的小方桌，压在椅子上面，死死顶住门。
做完这些，钟国胜转身走到麦克风前面，坐下。
扩音器上有个红色按钮，旁边标着“开关”。
钟国胜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按了下去，扩音器嗡了一声，电流的低鸣声响起来，面板上那盏绿色的小灯亮了。
钟国胜把麦克风往自己这边挪了挪，手指在话筒上轻轻敲了两下，敲击声从办公楼外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来，在整个厂区上空回荡了两下。
车间里，几个正围着机床干活的工人停下了手里的活，抬头往喇叭的方向看了一眼。
食堂里，正在揉面的师傅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喇叭，嘀咕了一句“这个点播什么广播”。
办公楼里，一个夹着文件的年轻干事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广播室的方向。
钟国胜开口了。
“红星轧钢厂的全体工人同志们，你们好，我叫钟国胜，今年刚满十八岁，我的父亲，是原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钟大山。”
机器声还没有完全停下，但有不少工人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活，这个名字，老一辈的工人是记得的。
保卫处的大队长，抓特务死的，那年厂里开了追悼会，厂长亲自念的悼词。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我父亲为保护三车间的精密设备和工友的生命安全，与潜入厂区的敌特分子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后来，他被追认为烈士。”
钟国胜顿了一下，他的声音很平，没有哭腔，没有怒吼，就是一句一句地往下说，像是在念一份报告。
“我父亲牺牲后，我母亲悲痛过度，一病不起，家中没有积蓄——我父亲生前每月工资大部分寄给了战友遗属，母亲需要吃药，需要治疗。但父亲牺牲后，轧钢厂应发放的烈士抚恤金，迟迟没有到。我母亲等了几个月，等到病情恶化了，等到药都买不起了，还是没有等到，我母亲病逝了。”
车间里的工人彻底停下了机器，有人从工具箱后面站起来，有人摘下了手套，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钳工站在车床边，嘴唇紧紧抿着，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
“我父亲因公殉职，按照政策，烈士未成年遗属每月应有抚恤补贴，标准为每月二十元。但从母亲去世到现在，将近三年，这笔补贴，我一分钱都没有见到。父亲牺牲后，他的岗位按规定应由家属顶替或保留，但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张审批表格。”
钟国胜的声音停了一瞬，他抬起眼，看着麦克风，问出了三句话。
“我想问一下——我父亲的抚恤金，去哪了？”
全厂的喇叭把这句问话送到了每一个角落，食堂里，揉面的胖师傅手停了，沾满面粉的手悬在半空中，车间里，没有人再碰机器，那个花白头发的老钳工把手里的扳手慢慢放到了台面上。
“我父亲的岗位审批表，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办公楼的走廊里，几个科室的干事推门走了出来，面面相觑，厂办的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秘书探出半个身子，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
“我父亲钟大山是烈士，我是他的儿子，三年了，没有见到一分钱抚恤补贴。我被迫十五岁辍学，靠打零工糊口，冬天搬白菜，夏天卸货，一天挣几毛钱。饿得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管我。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想问一句——我该得的东西，到底被谁拿走了？”
三车间里，那个老钳工转过身，背对着机器，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旁边一个年轻学徒工红着眼眶，拳头捏得死紧，嗓子眼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
办公楼外面，已经有人往广播室的方向跑了，但更多的人站在原地没有动，他们看着高音喇叭，听着那个平静到近乎冷漠的声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叫钟国胜，东城区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大院，后院东耳房，我今天说的一切，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人在做，天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