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城日报，群众来信组的老张头戴着老花镜，把信纸摊在桌上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他还在喝茶，第二遍茶凉了没顾上喝，第三遍看完，他把信纸往桌上一轻轻放下，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旁边的同事问他怎么了，老张头没答话，起身拿着信就去了主编办公室。
主编姓郑，四十出头，正在审明天的版面，他接过信看了一遍，看到一半就把手里夹着的烟掐了。
“实名举报，烈士遗孤，抚恤金被吞，街道派出所全不管。”
郑主编目光停在“最可爱的人”那一行，沉默了足足半分钟，然后把信装回信封说：“这事今天就去查，派几个记者，分两路，一路去轧钢厂，一路去南锣鼓巷，不要声张，先摸情况。”
四九城市公安局，信访科的老周拆开信的时候以为又是一封普通的上访件，看完之后他把信原样装好，大步走出办公室，穿过走廊，敲开了主管信访的副局长办公室。
副局长姓方，五十来岁，脸上带着长期熬夜留下的青灰色眼圈。
方副局长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何雨柱打人、派出所出警认定为“闹着玩”那一段时，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看到街道办王主任三次把原身打发走的那一段时，伸手解开了风纪扣。
他把信放下，手指在桌面上重重敲了一下说：“查，绕过分局、派出所，直接从局里抽人，分成两路，一路去轧钢厂核实抚恤金和工位的事，另一路去交道口街道和南锣鼓巷附近走访。注意方式，不要惊动太多人。”
方副局长站起来，又加了一句：“这封信里说的事，如果有一半是真的，交道口派出所就有人要脱警服了。”
四九城烈属办公室，接信的工作人员是个女同志，姓陈，三十来岁。
她看信的时候先是咬着嘴唇，看到一半眼圈就红了，腾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声响，拿着信就冲进了主任办公室。
烈属办主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同志，看完信，把信纸按在桌上，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凸起来：“烈士遗属，十八岁，饿得不成人样，被逼捐捐到活不下去，去街道办跪着求助都没人管。”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说：“我们烈属办是干什么吃的？交道口这片是哪个同志负责的？查。不通过区里，直接去南锣鼓巷，去九十五号大院，挨家挨户问，烈士的儿子被欺负成这样，我们烈属办要是还坐在这里等报告，不如把牌子摘了。”
四九城市人民政府，信访处的李副处长看完信，没有拍桌子也没有骂人，他把信重新折好，盯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整了整衣领，去了秘书一处，秘书一处的处长看完信，问了一句：“这信是不是也给那里寄了？”
李副处长点了点头。
处长沉默片刻后说：“先派人下去核实，要快。”
李副处长说：“我已经安排了，两个组，分开走。一个去轧钢厂，一个去南锣鼓巷。不通过区里，直接下去的。”
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办，王主任坐在办公室里，翻着上个月的卫生检查评比表，心情不错。
街道的卫生工作评了先进，区里表扬了，她正准备把这面锦旗挂到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桌上的电话响了。
王主任拿起听筒，里面传来的声音让她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
“市里有人下来查什么？轧钢厂？南锣鼓巷？”
王主任把锦旗放在桌上，手指不自觉地敲着桌面，她想起了一件事，前几天，有个叫钟国胜的年轻人来街道办反映过问题，被她打发走了。
九十五号大院的，被易中海管着的，王主任皱了皱眉，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自言自语说了一句：“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能翻出多大浪。”
南锣鼓巷，胡同里跟往常没什么两样，孩子们在墙根底下弹玻璃球，几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
九十五号大院门口，贾张氏正搬着小板凳坐在院门口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把瓜子，嗑得壳满地都是。
两个穿着中山装的陌生人走进了胡同，一男一女，男的背着个帆布包，女的拿着一本笔记本。
他们走到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下面，停了下来，男的跟坐在树底下择豆角的一个老太太搭话：“大妈，跟您打听个人，你们这胡同里有个叫钟国胜的，住九十五号大院，您知道吗？”
老太太抬头看了他一眼，手上择豆角的动作没停：“九十五号院的？知道啊，就那个没爹没妈的小子嘛。”
“他平时过得怎么样？院里人对他好不好？”
老太太撇了撇嘴：“也谈不上好不好吧，没人管的孩子，能咋样。易中海管着呢，一大爷嘛，不会亏待他。”
“是吗？”
女的问了一句，语气很平：“那他怎么饿成那样了？”
老太太的手停了一下，看了女的一眼，没接话，低下头继续择豆角，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这事儿您别问我，九十五号院里头的事，我一个住外头的，哪知道那么清楚。”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道了声谢，继续往胡同深处走。
他们接下来还要问更多人，胡同口的副食店售货员、粮店的老伙计，还有九十五号大院里的住户。
这些人有的会说，有的不会说，但只要问的人够多，总会有人松嘴。
有些事不是瞒着就能瞒住的，就像天空乌云密布，天黑了，哪怕迎来了狂风暴雨，只要坚持不放弃，总会有闪电短暂照亮这片土地，风雨终究会停，笼罩的乌云终究会散去，天是会晴的。
有些事，真的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