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许大茂就来了，钟国胜刚起床，正端着搪瓷缸子喝热水，门就被敲响了。
钟国胜打开门，许大茂站在门口，一见钟国胜，脸上就堆起了笑：“国胜，起得挺早啊，怎么样，这招待所住着还行吧？”
“挺好，谢谢大茂哥。”
钟国胜侧身让许大茂进来。
许大茂进了屋，也没坐下，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子，往钟国胜手里一塞：“喏，二十块，加上昨儿的十块，一共三十块，齐了。”
钟国胜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钱，两张十块的纸币，把钱折好，揣进内兜，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谢谢大茂哥。”
“行，你小子会说话。”
许大茂拍了拍钟国胜的肩膀，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我看你今儿气色比昨儿强多了，这几天好好养着，别着急上火，下乡的事你大茂哥帮不上什么忙，但走之前有啥需要，尽管开口。”
“大茂哥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钟国胜垂下眼，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股子诚恳的感激：“等我从乡下安顿下来，一定给大茂哥写信。”
许大茂摆摆手，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又叮嘱了几句“房子的事先别声张”之类的话，然后说了句“我今儿还得去厂里”，便推门走了。
钟国胜站在门口，看着许大茂离开后，把门关上，转过身，脸上那副感激的表情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而专注的平静。
二十块钱到手了，加上昨儿那十块，一共三十。
按现在的物价，一斤棒子面一毛钱左右，三十块钱够一个普通人活五六个月了。
但钟国胜要的不是活五六个月，他要把这三十块变成一根撬棍，把压在原身身上的那块石板撬开。
钟国胜把搪瓷缸子里剩下的热水喝完，穿上外套出了门。
胡同口的早点铺子已经开了，蒸笼冒着白汽，一股棒子面窝头的味道混着咸菜香飘出来。
钟国胜走过去，买了几个包子，就着免费的开水，一口一口地吃完。
钟国胜吃得很慢，嚼得很细，跟昨儿吃面一样，这具身体的肠胃还经不起折腾，他必须小心养着。
吃完早饭，钟国胜顺着胡同往南走，记得鼓楼东大街那头有一家供销店，卖信封信纸邮票。
走了不到一刻钟就到了，供销店刚开门。
钟国胜进去买了六个牛皮纸信封和一版邮票，信封两分钱一个，邮票八分钱一张，一共花了六毛钱。
钟国胜把信封和邮票揣好，没有急着回招待所，而是就近找了一个邮筒，邮筒是那种老式的绿色铁皮圆筒，立在路边，顶上的红漆有点掉色了。
钟国胜站在邮筒边上，从怀里掏出那六封信，一封一封地检查了一遍。
每一封信的信封上都端端正正地写着收件地址：冶金工业部、四九城市人民政府、四九城市公安局、四九城日报、四九城烈属办公室，还有一封给最可爱的人。
寄件人地址都写的一样：东城区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大院后院东耳房，钟国胜。
钟国胜没有犹豫，把六封信一封接一封地塞进邮筒，信落进铁皮筒里，发出几声沉闷的声响。
投完了。
钟国胜在邮筒旁边站了片刻，从现在开始，能做的他都做了，信寄出去了，能不能被看到，看到之后会不会有人来查，查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前世他做生意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方案交上去了，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剩下的就是等，等的过程最难熬，但熬得住才配赢。
钟国胜转身回了招待所。
接下来的两天，钟国胜哪都没去，他待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让这具身体慢慢恢复。
吃饭还是少量多餐，一天四顿，每顿都只吃个半饱。
招待所出门左转就是一家小食堂，他每天到点就去，吃完就回，不多停留，不多说话。
这两天里，钟国胜也没闲着，他把原身的记忆又翻了一遍，重点翻的是轧钢厂那一部分。
原身父亲钟大山在轧钢厂保卫处当大队长的时候，原身有时候会去厂里找父亲，有时候是送饭，有时候是等父亲下班一起回家。
保卫处的办公室在厂区东边，挨着办公楼，原身去过不少次，厂区的大门朝南，门卫室旁边有个传达室，进出都要查证件。
但原身的记忆里还有一个细节，厂区北面的围墙根底下，杂草堆里藏着一个狗洞，后来被几个调皮的孩子发现，偶尔钻进去捡废铁渣玩。
原身有一次跟厂里的孩子一起钻过，被父亲发现了，挨了一顿训。
那个狗洞还在不在？
不好说，但值得去看看。
钟国胜把轧钢厂内部的布局在脑子里画了一张图，大门进去是主干道，两边是车间。
办公楼在大门东边，三层，灰砖墙，广播室在办公楼一楼最东头，门对着走廊，窗户对着东墙。
广播室里头有什么？
一台扩音器，一个话筒，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墙上挂着排班表和广播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话筒连着全厂的高音喇叭——车间里，食堂里，办公楼里，厂区主干道上，到处都有喇叭。
高音喇叭一开，全厂几千号人都能听见。
这是钟国胜计划中的第二步，信是从外面往里面捅，广播是从里面往外面爆。
信寄出去了，上面的人可能会来查，也可能不会，但如果有人在轧钢厂的高音喇叭里，当着全厂工人的面，把烈士抚恤金被贪、烈士遗孤被逼死的事喊出来——那就没人能捂得住了。
厂领导捂不住，街道办捂不住，易中海更捂不住。
当然，这个计划的风险很大，厂里有保卫处，有门卫，有巡逻队。
一旦被发现，抓住就是私闯厂区、破坏生产秩序，往轻了说是批评教育，往重了说能拘留。
但钟国胜不在乎，他现在这条命是捡来的，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该还的债讨回来，至于自己的安危，他排在后面。
第三天早上，钟国胜起床穿戴好后，在脑子里把路线又过了一遍：从鼓楼招待所出发，沿着南锣鼓巷往南走，拐进轧钢厂后面，找到北墙的狗洞。
钻进去之后贴着墙根往东走，绕过三车间后墙，从食堂后面穿过去，就到了办公楼的侧面。
广播室在一楼东头，窗户对着东墙，运气好的话窗户开着，运气不好就从走廊进去。
这个时间段，办公楼里的人要么在开会，要么在车间，走廊里的人不会太多。
唯一的问题是怎么进广播室，但这个问题可以到了再说，广播室的门是普通的木门，锁不锁都不一定，就算锁了，那锁也不是什么高级货。
钟国胜推开门，走到招待所前厅，老周正趴在桌上写什么东西，听见脚步声抬起头：“小钟，出去啊？”
“出去转转，屋里待久了闷。”
钟国胜的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语气随意而自然。
“去吧去吧，多晒晒太阳，对你身体好。”
老周笑着摆了摆手，低下头继续写字。
钟国胜走出招待所的门，站在胡同里，抬头看了一眼天。
天色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胡同里没什么风，空气冷而干燥。
钟国胜把外套的领子往上拢了拢，转身朝南锣鼓巷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