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过了多久，被窝里渐渐有了热乎气，那股暖气笼罩全身，手指尖开始发麻，然后是脚趾，然后是小腿，一点一点的，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肉里慢慢蠕动。
痒。
先是腰侧，然后是后背，再是胳膊，浑身都开始泛起一种酥酥麻麻的痒意，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皮肤底下爬，不疼，但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挠，想翻个身蹭一蹭。
钟国胜的手刚动了一下，硬生生又掐住了自己的腰侧，没挠，也不能挠。
钟国胜怕一挠就停不下来了，挠舒服了人就松了劲，松了劲就可能睡过去，睡过去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醒。
钟国胜在被窝里咧了咧嘴，心里苦中作乐地想：挺好，有这股痒意撑着，起码不用再掐自己了，腰侧那块肉已经被掐得生疼。
保持清醒就行，怎么都是保持清醒，痒总比疼好受。
钟国胜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只露出半张脸，两只眼睛盯着头顶那根被烟熏得发黑的大梁，让自己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
前世的钟国胜，能从农村一路爬出来，靠的就是这股狠劲，对自己的狠，比谁都狠。
当年刚进城的时候，兜里揣着几十块钱，住过地下室，睡过仓库，一天三顿馒头就凉水，愣是没跟家里吭过一声。
后来给人家跑业务，三伏天扛着样品满大街走，皮鞋底磨穿了，脚底板全是血泡，晚上用针挑破了，第二天接着跑。
再后来自己单干，最难的时候被合伙人坑了一把，账上只剩两千块，工人等着发工资，钟国胜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出来，该借的钱借了，该求的人求了，硬是把公司扛住了。
那时候钟国胜就明白一个道理：人只要不死，就有翻盘的机会。
现在也一样。
饿得爬不起来又怎样？
躺在破烂屋子里又怎样？
一九六五年又怎样？
只要这口气还在，只要脑子还能转，就没有走不通的路。
钟国胜慢慢地深呼吸了几口，冷空气吸进肺里，凉飕飕的，但脑子更清醒了，他开始整理原身的记忆。
那些碎片刚才还是一团乱麻，现在一点点沉下来，像浑水里的泥沙慢慢落定，底下的东西渐渐能看清了。
原身的父亲叫钟大山，是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内保大队的大队长。
说是大队长，其实就是厂里管内部保卫的头儿，负责厂区安全，防偷防盗防破坏，也防敌特。
那会儿刚解放十几年，外面看着太平，底下不消停，一些潜伏的特务分子总想找机会搞破坏，轧钢厂是国家重点企业，保卫处的担子不轻。
钟大山是退伍军人转业过来的，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一家三口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出事的那个晚上，是六一年还是一九六二年？
钟国胜在记忆碎片里翻了翻，应该是六一年入冬前后。
那天晚上不是钟大山的班，他本来在家，原身记得很清楚，父亲难得早回来一趟，还带了一块豆腐，说给家里做个白菜炖豆腐。
母亲刚把白菜切好，外面就有人急慌慌地敲门，喊着“钟队长不好了，三车间那边有动静”。
钟大山没有犹豫就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了。
后来听说的事情，是厂里的人断断续续传的，那天晚上，有人在三车间外面鬼鬼祟祟，被巡逻的保卫干事发现了，那两个人一看暴露，就往车间的方向跑。
钟大山带着人追过去，在车间的后墙根底下堵住了他们。
那两个人身上带了东西，是土制的燃烧瓶。
三车间里放着什么？
放着进口的精密设备，真烧了，整条生产线都得停。
钟大山冲上去了，他一个人按住了两个，后面的保卫干事赶到的时候，看见他们大队长把一个特务压在身下，另一个被拽住了腿，正在死命挣扎，就在这时候，那个被拽住的特务把燃烧瓶点着了。
钟大山没松手，从头到尾都没松手。
人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厂领导、保卫处的领导和同事、街道办的人都来了，病房外面站满了人。
轧钢厂上报后，追认了烈士，报纸上登了，大会上也念了，说钟大山同志为保护国家财产和工厂安全英勇牺牲。
母亲就是听到消息后倒下的，原身的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一直有老毛病，平时靠吃药养着，干不了重活。
听到钟大山没了，当场就晕过去了，醒来以后，人就垮了，像一棵本来就生了虫的树，被大风拦腰吹断，再也立不起来了。
大夫说需要调养，需要吃药，需要时间。
可是哪有钱？
钟大山活着的时候，工资是家里唯一的收入，他的工资不算低，毕竟是科长级别的干部，但他有个习惯——每个月发了工资，先把大部分钱寄走。
寄给谁？
寄给他当年牺牲战友的家属，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原身的记忆里，父亲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母亲的药费和生活费基本都寄了。
钟大山说过，那些人家的男人跟他一起上战场死了，留下老婆孩子，他活着回来了，就得管，这是一个当兵的人的良心。
父亲是条汉子。
可这汉子留下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家底，积蓄没有几个钱，翻遍了也就几十块。
后面的事情，原身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断断续续的，像一段被撕掉了好几截的胶片。
只记得有个人一直在跑前跑后，九十五号大院中院的易中海，红星轧钢厂厂里的八级钳工，院子里的一大爷。
易中海一脸沉重地忙前忙后，帮办这个手续，帮跑那个证明，母亲躺在床上起不来，什么都得靠别人。
原身才十四五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哭。
易中海来了，跟母亲说：“你放心养病，抚恤金的事我去跑，烈士家属该有的待遇，一样不会少，孩子小，我帮着办。”
母亲感激得直掉眼泪。
后来呢？
后来抚恤金的事就没人提了，母亲问过几次，易中海每次都说“还在办”“手续复杂”“厂里也在等上面批”。
再后来母亲病重了，躺在床上连话都说不利索，更没力气问了。
原身翻遍了家里每一个角落，一分钱都没有了。
他去找易中海，易中海脸上的表情原身记得清清楚楚——先是愣了一瞬，然后眉头皱起来，叹了口气，用一种大人哄孩子的语气说：“国胜啊，你现在小，这些事你不懂。钱呢，我都记着账呢，你妈看病吃药不要钱？你们家平时吃喝不要钱？这些钱一大爷都给你们垫着呢，等将来你长大了，一笔一笔都跟你说清楚。”
原身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原身不是没想过去找厂里，找街道，找别的大人帮忙。
可院子里的人都说“一大爷那么好的人，不会贪你那点钱”，厂里说“易中海同志办事稳妥”，连街道办的人都说“你们一大爷是个热心肠”。
没人信一个半大小子的话。
母亲的病越拖越重，没钱买好药，只能捡最便宜的药对付着。
大夫开的方子，好多药去药铺问了价，又默默把方子折起来揣回兜里。
原身去药铺门口站过，看着里面那些瓶瓶罐罐，手里攥着兜里仅有的几毛钱，站了半天，又走回来了。
母亲死的那天是冬天，屋里没有生炉子，冷得很。
母亲的手枯瘦如柴，拉着原身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你爹的钱……去找……”
后面的话没说完，人就没了。
原身跪在炕边，哭都哭不出声，那一年，原身辍了学，打零工，糊火柴盒，给副食店搬货，什么都干。
饿是常事，有时候一天就啃一个窝头，喝几口凉水撑着。
院子里的人看见了，嘴上说“这孩子真可怜”，然后该干嘛干嘛。
易中海有时候会过来，拎着半袋棒子面或者两个窝头，大张旗鼓的走到原身家往桌上一放，一副长者的口气说：“国胜，这是一大爷的心意，你要记得，院子里的人没少帮你。”
原身想把这东西摔易中海脸上，但他不能，摔了，就真没东西吃了，他只能低着头，把东西收下，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
钟国胜躺在被窝里，把眼睛闭上，这些记忆不是他的，是这具身体主人的。
可那股子恨，那股子怨，那股压在胸口上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痛，他现在全感受到了，就像有一只手捏着他的心脏，一点一点的收紧，疼得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
易中海。
钟国胜把这三个字在舌尖上滚了一圈，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被子角抓得更紧了。
原身母亲那句没说完的话，钟国胜心里替她补上了。
你爹的抚恤金，你的工位，你应得的一切——去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