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长低头看着抱着自己小腿哭得稀里哗啦的李来福，整个人处于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的状态。
他当然记得李来福是谁。当年尼古拉在上海的时候，身边那个形影不离的小跟班，为了救尼古拉挨了警棍，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差点没挺过来。这事儿他听毛夫人说过，当时还感慨了一句“这孩子不错”。
但这孩子现在抱着自己的腿哭得跟死了亲爹似的，这场面多少有点……超出预期。
“起来起来。”大队长放下茶杯，伸手去拉他，“多大的人了，像什么样子。”
“老爷我不起来，”李来福继续抱着，“我怕我一松手您就不见了，我好不容易才找着您的。”
“我在广州又不会跑，怎么就不见了？”大队长又好气又好笑，“起来说话，别在地上赖着。”
陈夫人在旁边捂着嘴笑，笑得肩膀直抖。
李来福见好就收，抽抽搭搭地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但还是站在大队长面前，两只手不自觉地搓着衣角，一副“我是你失散多年的亲侄子”的表情。
大队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个头比几年前高了，也壮实了，但那张脸还是那副鬼精鬼精的样子，一看就没憋好屁。
“你怎么跑到黄埔来了？”大队长问。
李来福吸了吸鼻子，努力调整情绪，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点。但他刚哭过，鼻子还红红的，眼眶还湿湿的，再怎么调整也正常不到哪儿去。
“老爷，我是来报考黄埔的。”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还在抖，但语气坚定。
“报考黄埔？”大队长的眉毛抬了一下，目光里带着几分意外。
陈夫人也在旁边露出惊讶的表情，看了蒋校长一眼，又看了看李来福。
“对。”李来福挺直了腰板，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像刚才那个抱着人家腿哭的小孩，“不是，毛夫人给我写了推荐信。她说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军校学点东西，以后也好帮帮尼古拉。”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双手递过去，恭恭敬敬地放在大队长手边。
大队长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那是毛夫人的笔迹，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但他没急着拆，而是看着李来福，眼神复杂。
“你倒是会找人。”大队长说。
“我这不是没办法嘛，”李来福挠了挠头，讪讪地笑了一下，“门口哨兵问我要证明，我啥也没有，毛夫人的信人家也不认。我要不是想起陈夫人在学校，这会儿还在门口站着呢。”
陈夫人听了这话，忍不住笑出声来。她用扇子掩着嘴，眼角都是笑意。
大队长沉默了片刻，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敲了敲，然后叹了口气。
“行了，你先住下。”大队长的语气不冷不热，但也没有拒绝的意思，“报考的事，回头再说。”
李来福一听这话，心花怒放，差点又扑上去抱腿。但这次他忍住了，只是使劲点了点头，声音又脆又亮：“哎！谢谢老爷！谢谢太太！”
大队长被他这句“太太”叫得皱了皱眉——他跟陈的关系，被一个小孩叫“太太”，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他也没纠正，只是摆了摆手，示意副官带李来福去安顿。
李来福弯腰捡起自己的包袱，临出门前又回过头来，一脸真诚地说了一句：“老爷，您不知道，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副对联，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来对了。这才是真男人该待的地方。”
大队长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什么。
“走吧走吧，别贫了。”陈夫人笑着赶他。
李来福“哎”了一声，跟着副官走了。出了门，他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靠在墙上，拍了拍胸口。
“妈呀，吓死我了。”他小声嘀咕了一句，“差一点就演砸了。”
第一步，迈出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李来福过得跟度假似的。
黄埔军校第五期开学了，操场上、校道上、训练场上，到处都是穿着军装、汗流浃背的学员。教官吼人比打雷还响，学员们跑操跑得腿都细了，一个个晒得跟黑炭似的。
而李来福呢？
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小褂子，头发也没理，脚上蹬着双布鞋，跟个走错片场的群众演员似的，在黄埔军校里到处晃荡。
晃荡也就罢了，关键是——四月的广州已经开始热了。
不是那种“哎呀有点热”的热，是那种“你站着不动汗都往下淌”的热。训练场上的五期学员们，穿着厚厚的军装，背着枪，跑完五公里又爬障碍，爬完障碍又练刺杀，练完刺杀又被罚站军姿，一站就是大半天。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把军装前胸后背都湿透了，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这时候，李来福出现了。
他手里拿着一瓶冰可乐。
玻璃瓶的那种，刚从冰桶里捞出来的，瓶壁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看着就透心凉。他用拇指扣住瓶口，晃荡晃荡地走到训练场边上，挑了个阴凉的地方站着，拧开瓶盖，“嗤”的一声，汽水冒泡的声音在训练场上格外清晰。
然后他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地灌了两口，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满足。
“哎呀，爽。”
训练场上的学员们齐刷刷地投来杀人的目光。
李来福假装没看见，又喝了一口，还打了个嗝。
一个正在跑圈的学员经过他身边，咬着牙低声说了一句：“小子，你给我等着。”
李来福冲他笑了笑，举起瓶子晃了晃：“要不要喝一口？哦对不起，你们在训练，不能喝。那我替你喝了啊。”
那个学员差点没当场吐血。
教官在旁边喊：“看什么看！跑！加速！”
学员们咬牙切齿地继续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把李来福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