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裕仁站起身，走到窗前。
御文库的窗户正对着皇居的内苑花园，九月初的东京还残留着暑气，花园里的枫叶刚刚开始泛出第一抹红色。
“杉山，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请陛下明示。”
“不是修罗本人。一个人的力量再大，终究是一个人。我担心的是——修罗背后有没有一个组织。”
裕仁转过身，目光如刺。
“如果修罗是中国的地下组织培养出来的，那就意味着延安已经拥有了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情报能力和作战能力。那不是一个刺客的问题，那是一场战争形态的变化。”
“情报显示，修罗在现场留下的署名中提到了'地下党同志'，但具体隶属关系尚未确认。”
“不管确不确认，都必须按最坏的情况来准备。”裕仁回到书桌前坐下，“告诉横山勇，他的任务有两个。第一，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修罗，活捉最好，打死也行，但必须确认身份。第二——”
他顿了一下。
“对北平城内所有已知的和疑似的地下抵抗组织，实施彻底清洗。我不要什么'怀柔政策'，也不要什么'以华制华'。日本军人的脸已经被打得肿了，没有资格再谈体面。”
杉山元的后背渗出一层冷汗。
天皇这番话的潜台词他听得很清楚——横山勇到北平之后，北平城里会流很多血。不只是地下党的血，还有大量无辜平民的血。
但他不敢反对。
也没有人敢反对。
“臣这就去办。”杉山元站起身，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退出了房间。
北平。
林烨并不知道东京方面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但他不需要知道具体的人名——在他的前世记忆中，1943年下半年华北方面军的指挥体系经历过数次调整，但无论换谁来，日军在华北的战略颓势都已经不可逆转。
真正让他需要警惕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日本将领，而是时间。
从冈村被炸死到新任司令官正式到岗，中间会有一个大约七到十天的权力交接窗口。在这个窗口期内，华北日军的指挥体系处于最脆弱的状态——老的死了，新的还没来，中间层各怀鬼胎。
这是他能利用的最后一段黄金时间。
此刻他正蹲在平安里一条无名胡同的拐角处，啃着半块干硬的棒子面窝头。
窝头是他从一个路边摊老太太那里花两毛钱买的。冷的，硬得能砸死人。但他嚼得很认真，一口一口地把粗粝的玉米面咽下去，腮帮子跟着一起一伏，和胡同里其他蹲着吃午饭的苦力们没有任何区别。
二十米外就是第三宪兵分队的平安里驻所。
一栋两层的灰砖小楼，门口挂着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菊纹木牌。两个持三八式步枪的哨兵在大门两侧站岗，目光涣散——他们从凌晨一直站到现在，已经快十个小时了。
林烨用五倍视力扫过整栋建筑。
一楼窗户全部用沙袋封死，只留了射击孔。二楼窗户敞开着，能看到里面有人走动的影子。楼顶架着一挺九二式重机枪，但枪位上没有人——大概是去吃饭了。
驻所左侧的巷子里停着一辆九四式装甲巡逻车，车身上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排气管底下淌了一滩黑色的机油。
林烨的目光在装甲车上多停留了两秒。
排气管漏油。
这意味着这辆车的发动机密封垫已经老化，
大概率存在启动困难的问题。
而如果驻所遭到袭击，这辆装甲车未必能在第一时间开出来。
他把这个细节记在了脑子里。
窝头啃完了。
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佝偻着腰就往胡同深处走。
从外面看，这只是一个吃完午饭准备继续去扛活的苦力。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目光在经过宪兵驻所大门时，精确地数出了门内走廊上挂着的军大衣数量——十一件。
加上外面的两个哨兵，目前驻所内至少有十三人。
笔记本上的情报说满编三十二人，也就是说有将近二十人被抽调走了——大概是被派去城门口或者火车站执行戒严搜查任务了。
兵力空虚。
对于他来说，真的是很好。
他继续沿着胡同走了大约四百米，拐进另一条更窄的巷子。这条巷子的尽头是一堵死墙，墙根下堆着几个破烂的菜筐和一口裂了缝的水缸。
林烨走到水缸后面，蹲下身子。
从这个位置看出去，正好能看到宪兵驻所二楼朝西的那扇窗户。
那是分队长野口正人的办公室。
他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三天前陈宝山手下的一个线人——在宪兵驻所对面开杂货铺的邹老四——报告说，每天傍晚五点左右，会有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准时出现在那扇窗户前抽烟，而驻所里唯一戴眼镜的军官就是野口。
林烨抬手看了一眼腕上的表。
下午一点十七分。
距离野口出现在窗前还有将近四个小时。
不急。
他从四个小时前出门到现在，已经用类似的方式踩了三个点。
而平安里宪兵驻所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西四牌楼检查站和东四十条十七号特高课外勤组的据点。
三个目标，他要在七天之内全部拔掉。
但不是同一种手法。
同一种手法用多了，日军的反情报部门就能据此建立行为模型，反推出修罗的作战习惯和行动规律。
他之前杀高桥、佐佐木、石原三人时就刻意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割喉、狙击、近身刺杀——目的就是让日军的分析员无法归纳出任何有效的共性特征。
这一次也一样。
三个目标，三种方式。
而且其中至少有一次，他会故意让现场看起来不像修罗的手笔。
让日本人自己去猜。
到底是修**的，还是地下党干的，还是军统干的，还是某个被逼急了的普通中国人干的。
猜疑本身就是最好的武器。
他从水缸后面站起来，顺着巷子原路返回。
路过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时，他掏出五分钱买了一串，边走边吃。
山楂裹着的糖衣已经有些发潮，粘在牙齿上甜得发腻。
北平的街面上比往常安静了太多。
平时这个点儿，平安里一带的胡同里应该有不少走街串巷的小贩和遛鸟的闲人。但今天连野猫都少见——全城戒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老百姓们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缩进了各自的窝里。
偶尔有一队日军巡逻兵从胡同口经过，五六个人一组，全副武装，刺刀上膛。
林烨每次遇到巡逻兵，就老老实实地靠边站好，低着头，把瓜皮帽的帽檐压到眉毛上方。
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一个啃窝头吃糖葫芦的苦力而已。
这座城里有几十万这样的苦力。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苦力的小腿上绑着一把能在三秒内贯穿颅骨的军刺，
棉布褂子里揣着一支能在五十米内无声杀人的消音手枪。
而他的脑子里，正在同时运算着三套完整的作战方案。
林烨把最后一颗山楂塞进嘴里，把竹签随手扔进路边的臭水沟。
糖葫芦太甜了。
不过甜归甜，吃饱了才有力气杀人。
下午三点四十分，林烨回到东郊民巷公馆。
他没走正门，而是从后巷翻墙进去的。两米四的青砖院墙，他连助跑都不需要，右手搭上墙头，身子一纵就翻了过去。
落地无声。
后院的老槐树底下拴着一条大黄狗，看到他翻墙进来，只是摇了摇尾巴，连叫都没叫一声。这条狗是陈宝山两个月前送来的，从小喝灵泉水长大，认主认得死——除了林烨和福叔，任何人靠近后院都会被它咬得满地找牙。
林烨在井边打了一桶水，把脸上的锅底灰洗干净，换回一身灰色竹布长衫。
镜子里的人又变回了那个俊朗、从容、眼神里带着三分倦意的年轻买办。
福叔端了一盅参汤上来。
林烨接过来喝了两口，是正经的长白山野参，但味道远不如灵泉水泡出来的东西。他没说什么，放下盅子问道：
“武田那边催了没有？”
“又派人来问了一趟，说武田大佐下午四点有空，问您方不方便过去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