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李来福特意去找教官要了一份六期现有人数的名单。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本几千人的六期，现在就剩下几百号人了。几百号人，听着不少，但跟刚开学时那乌泱泱一大片的盛况比起来，简直是门可罗雀。操场上不挤了，食堂排队长了，连紧急集合的时候都不会发生你穿了我的裤子、我穿了你的鞋这种混乱场面了。
李来福把名单从头到尾翻了两遍。他的小老乡，那些从浙江来的、家境贫寒的、他特意筛出来重点关注的，现在还有二十多号人。走了一大半，留下的就是这些。
他把名单折好塞进口袋里，心里盘算着，开学前一天，带这些人出去吃一顿。地方他都想好了，还是那家深井烧鹅。跟老板也算是老交情了，上回在那存的钱还没花完呢。
第二天傍晚，一帮人换好便装，跟着李来福浩浩荡荡地出了校门。到了烧鹅店，老板看见李来福先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你可算来了！”老板的表情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你再不来，你那存的钱我都要昧良心了。”李来福笑着往柜台上一趴，报了个数字——二十三号人，二十三只烧鹅，一人一只。老板手里的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
烧鹅端上来的时候，气氛还是热烈的。红亮亮的皮，油汪汪的，那股焦香的味道在整间屋子里炸开。有人说“来福哥万岁”，有人说“开学要是天天这样就好了”，有人已经开始上手撕鹅腿了。但吃着吃着，气氛不对了。
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坐在角落里一个姓张的小老乡，吃着吃着忽然不吃了。他低着头，手里的鹅腿举着，嘴里的还没咽下去，眼泪就掉下来了。没出声，就是眼泪一颗一颗地掉，掉在鹅腿上，掉在盘子里，掉在桌上。
李来福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知道这眼泪不只是因为烧鹅好吃。
旁边的人看见他哭了，也慢慢地红了眼眶。一个接一个，像是会传染一样。有人把鹅腿放下，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有人深吸一口气，仰头看着天花板，不让眼泪掉下来；有人干脆趴在桌上，肩膀一抖一抖的。
李来福没拦着，让他们哭。这顿饭吃得不像庆祝开学，更像是什么大灾大难之后的劫后余生围在一起抱头痛哭。
他们坐在这间不大不小的烧鹅店里，吃着烧鹅，哭着。老板在后厨通过小窗口看到外面的场面，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把勺子放下，擦了擦手，走到柜台后面站着，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没有出来打扰，只是默默地又多烤了几只鹅备着。等了半天，哭声渐渐小了，抽泣声也渐渐停了。李来福放下手里的鹅腿，端起桌上那杯酒站了起来。
“兄弟们。”他的声音不大，但一屋子都能听见。
二十几双红通通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眼神里有迷茫，有疲惫，有感伤，也有那么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黑暗里走了很久的人，忽然看见了前面有一盏灯。不知道那盏灯能亮多久，但至少有光了。
李来福端着酒杯，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慷慨激昂，就站在那里，用他那带着奉化口音的普通话，一句一句地说了下去。
“我也不说假话。我回来之前，大队长问我，”李来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目光从每一个人脸上扫过去，像在点名，又像在确认——他说的这些人，都在听，“是打算继续回来读书，还是给他做秘书。”
烧鹅店里很安静。有人在擦眼泪，有人放下了鹅腿，有人转过身子对着他。所有人都在听。
“我选择回来读书。”李来福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他顿了一下。“我心里很清楚，在他身边，我的未来前途远大。比在黄埔读完书出去带兵，远大得多。这是个人都能想明白的道理。”
没有人说话。
“但是，”李来福的声音沉下去了，不轻不重，刚好够这二十几个人听到，“我依然选择回来。”
他把酒杯举高了一些。昏暗的灯光下，杯中的液体泛着淡淡的光。“我始终记得孙先生说过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烧鹅店彻底安静了，连后厨滋滋的油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现在国家还未统一。我们这些人，从浙江考到广州，一两百号人进来，现在就剩下你们二十几个。为什么留下？不是为了吃烧鹅——虽然烧鹅确实好吃。”席间有人笑了一声，很短，但笑了。
“是为了我们还没做完的事。”李来福的声音慢慢提上来了，不激昂，但有力量，像一拳一拳打在棉布上，声音不大，但沉，“为了理想，为了祖国强盛。”
他把酒杯举到眼前，看着那透明的液体。
“同志们。请端起酒杯。”
二十几个人齐刷刷地站起来了。有人手还在抖，有人眼角还挂着没擦干的泪痕，有人刚哭完鼻头还红着，但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满饮此杯。”
二十几个酒杯碰在一起，声音清脆，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在油腻的饭桌上，在啃了一半的烧鹅旁边，在满桌的骨头和油渍之间。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推辞，没有扭捏。
一仰脖子，干了。
李来福喝完酒，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坐下来，继续啃刚才没啃完的鹅腿。啃了两口发现大家都在看着他等他说点什么更激昂的，他愣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哭笑不得的话。
“看我干嘛？吃啊，一会儿凉了。鹅腿凉了就不好吃了。”
气氛一下子就松下来了。有人笑了，有人摇了摇头，有人重新撕开一只鹅腿，狠狠地咬了一口。烧鹅店里终于恢复了正常。
那顿饭吃了很久。没有人催他们，老板在后厨悄悄把关门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个小时。走的时候老板又给每人包了半只，说“路上饿了吃”。李来福算了算，上次存的钱果然又不够了。他补了差额，老板说什么都不肯收，他硬把钱塞到柜台底下，转身跑了。
走出烧鹅店的时候，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九月广州特有的潮湿。二十几个人走在街上，三三两两的，有人还在抹眼泪，有人已经开始商量明天开学的事。
李来福走在最前面。阿良跟在他旁边，走了一会儿，忽然小声问了一句：“来福哥，你说未来，会好吗？”
李来福看着前面黑漆漆的路，没有马上回答。
远处的路灯亮着，一只飞蛾围着灯泡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也没画什么大饼。
“会的。”
就两个字。语气稀松平常，不像是在许诺什么大事，更像是在说明天的天气——会的，明天应该是个晴天。
阿良没再问了，加快脚步跟上了他。二十几个人走回军校的时候，校门口的哨兵都认出了带头的那个，没拦。夜色很深，黄埔军校的大门在月光下安静地矗立着。门上的那副对联还在一笔一划地写着那些字——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
这批“革命者”今天刚哭过，带着满身的烧鹅味，走进了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