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
医院后院那几棵银杏树的芽苞终于绽开了第一批嫩叶，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打着颤。
林颖恩每天早上从后门进医院的时候都会路过这几棵树，但她从来没有抬头看过——她的目光要么在病历上，要么在手表上。
她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工作上。
连着两周，每天七点前到岗，查房、写医嘱、带实习生、做手术，晚上八九点才换下白大褂。
肝叶切除、脾切除、胆管取石、胆囊摘除，每台手术都排得满满当当。
小周跟实习生们说林主任最近在冲击协和手术纪录，实习生们信以为真，纷纷在私下里打赌她一个月能做多少台——最乐观的那个猜六十台，被老赵听见了，端着搪瓷杯哼了一声，说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老赵觉得她瘦了。
“林主任，食堂今天有红烧带鱼。”某天中午，老赵在茶水间里端着搪瓷杯。
“是吗。那挺好的。”林颖恩正在往自己的饭盒里夹清炒白菜，头也没抬。
“挺好的就去打一份。光吃白菜能站六个小时？”
“能。我在德国的时候吃了三年白菜，也没缺钙。”她端着饭盒走了。
老赵看着她的背影，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然后转头对旁边正在泡茶的小周说了句：“你去食堂帮她打一份带鱼，就说食堂多出来一份，别说是我们让打的。”小周放下茶杯就跑着去了。
护士长私下跟老赵嘀咕过几句。
她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只听说婚礼取消了，仅此而已。
但那段时间她们默契地没有在林颖恩面前提过任何跟婚礼有关的字眼。
日子总是会一天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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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火车站。
初春的阳光从候车室穹顶的玻璃窗倾泻下来，在月台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光斑。
纪怀瑾站在月台上。
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已经在走转让手续，上海那边有个老同学开了一家新的事务所，邀请他去做合伙人。
已经开始检票，月台上的人流往检票口涌动。
纪怀瑾没有马上走过去。
他站在月台中央，环顾四周。
几个月前，也是这个月台。
她来送他，帮他把被风吹歪的围巾角翻回来，踮起脚整了整他的衣领。
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回来后，就能风风光光地娶她。
那时候他以为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坎都能一起迈过去。
他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她。
后来发生的一切像一场他亲手酿成的溃败。
他想起裴珩在办公室对他说的那句话——“你不能替她决定她的感情，这对她不公平。”他知道裴珩是对的。
但知道归知道，感情归感情。
他从来不是不信任她，是太想够到她，够到他想象中的那个“配得上”，反而把最不该丢的东西丢了。
她在馄饨馆里用那种疲惫的、不再挽留的眼神看着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丢了什么。
检票口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最后环顾了一圈月台——然后深吸一口气，拎起皮箱，转身朝检票口走去。
林颖恩站在候车室的拱形门洞后面。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只知道今天是他的火车。
她从护士长那里听到的消息——护士长是从纪怀瑾的助理那里听到的，助理来医院办离职体检时提了一嘴。
她站在拱形门洞的阴影里，看着他。
她看到他在环顾四周时。
她没有走上前去。
她怕他一回头看到自己，然后自己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什么呢？
祝你一路顺风？
然后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检票口。
那个背影和她记忆里好多次他的背影叠在一起。
所有的背影都重叠在一起，变成了检票口那个拎着皮箱的、越来越小的轮廓。
列车缓缓启动了。
汽笛长鸣，白烟从车头喷涌而出，翻滚着淹没了大半个月台。
月台上送行的人开始挥手，有人追着车窗跑了几步，有人站在原地擦眼泪。
她始终没有走上前去。
只是等列车驶出站台、最后一节车厢变成远处的一个小黑点、铁轨上只剩几缕还没散尽的白烟时，才慢慢从门洞里走出来。
她抬手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那滴眼泪她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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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傍晚来得还是早，但天色已经不像冬天那样阴沉了。
夕阳悬在城墙上方，把天边染成一整片绵延的橘红色，远处的西山轮廓在暖光中显得格外清晰，能隐约看到山顶残雪的反光。
林颖恩从火车站出来，沿着正阳门大街慢慢往回走。
她没有坐电车，也没有叫人力车。
就是想走一走。
初春的风吹在脸上还有些凉，她把外套领子翻起来，把手插回口袋里。
路过那家杂货铺时，收音机里放的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一段。
说书人的声音抑扬顿挫，正好说到“孔明大哭，左右将士莫不流涕”那句。
她在铺子门口站了片刻，听完这一段。
她拢了拢头发，把被晚风吹散的碎发别回耳后，然后转身往公寓的方向走去。
身后那棵银杏树在晚风里轻轻摇着新叶，前方胡同口的灯火一盏接一盏亮起来，把她的影子投在青石板路面上，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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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医院年度优秀论文评选结果公布。
林颖恩去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关于肝门部胆管癌手术入路改良的论文，拿了外科组一等奖。
这篇论文是她用了两年时间做的病例回顾研究，整理了协和过去所有的肝门部胆管癌手术资料，提出了一种新的入路方式，能降低术中出血量和术后胆漏的发生率。
评审意见里有一句话她看了好几遍——“该研究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临床推广价值。”
颁奖仪式在医院礼堂举行。
礼堂不大，平时用来开全院大会和学术报告，主席台上方挂着“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院训横幅，红底金字。
钟院长亲自颁奖，把一张装在玻璃相框里的奖状递到林颖恩手里时，笑了一下。
“林主任，医院以你为荣这个研究你做得很扎实。评审专家对你的评价很高。”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散会后，几个相熟的同事围过来道贺。
老赵从麻醉科那边溜过来，看了一眼奖状，说了句“这相框不错，玻璃是真玻璃”，林颖恩回他“您放心，回头我就把它挂您麻醉机上，每天提醒您准时给我报血压”。
小周激动得眼眶都红了，拿着奖状左看右看，说要去照相馆翻拍一张大的挂在护士站。
小陈抢在所有人前面握了一下林主任的手，然后被小罗推开了，说他排队排了那么久凭什么你先握。
李主任从旁边路过，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句“实至名归”，然后继续往自己科室方向走了。
窗外是后院那几棵银杏树，枝头的新叶已经从嫩绿变成了翠绿，在夕阳下泛着油亮的光。
风吹过来的时候，叶子哗哗地响，像一片细碎的掌声。
今天是个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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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青年骨干医生业务交流会。
来的人不多，十来位各科室的主治和副主任医师，围坐在长条桌旁边。
会议末尾，钟院长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拿起一张从桌上滑到膝盖的信纸，清了清嗓子。
“今天是有一件事，希腊那边，有个国际外科医学会的进修名额，为期一年，主要方向是器官移植。协会有专项奖学金，包食宿和往返旅费。名额很有限，人家给了咱们医院一个推荐指标。机会很难得——欧洲那边器官移植起步早，希腊这个中心在地中海地区是头一份，五年生存率比欧洲平均水平高出一截。”
他把信纸放回桌上，目光在在座的年轻人脸上扫了一圈。
“有意向的，这周五之前把申请表交到院办。其他没什么了，散会吧。”
会议室里响起椅子挪动的声音和茶杯碰撞的声响，但没有像往常散会时那样立刻响起闲聊的笑语。
大家还在消化刚才听到的信息。
三四个年轻医生围在一起讨论，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带着明显的纠结。
心内科的刘医生刚结婚半年，妻子是同院的护士，正在备孕；
骨科的张医生手头有一个卫生部的课题，明年结题，他要是走了课题就得换人主持；
儿科的孙医生和普外科的钱医生倒是单身，但两人都觉得希腊太远，出国第一站就去地中海，会不会水土不服。
“林主任，你不考虑？”刘医生转过头来问坐在靠窗位置的林颖恩。
她今天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一本病历，但笔帽已经拧上了，大概刚才一直在听。
林颖恩听到有人叫她，把笔帽重新拧开又拧上，把面前的病历夹合起来，笑了笑。
“没想好。地中海那边不知道配不配醋溜白菜，要是一年都吃不到，我得饿瘦成什么样。老赵现在已经说我瘦了，再瘦下去他该给我开营养处方了。”
旁边几个医生被她逗笑了。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松快了不少。
“人家那是地中海饮食，橄榄油、海鲜、沙拉，健康得很——比咱们食堂的八角红烧肉强多了。”
“橄榄油炒白菜，想想就不好吃。”林颖恩站起来把病历夹夹在臂弯里，又把桌上那杯凉透的花茶端起来一口喝完，然后把杯子放回托盘里，朝会议室外走去。
白大褂的下摆在门口被穿堂风吹得轻轻飘了一下，然后消失在走廊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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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林家。
客厅里的炭盆已经撤了，换上了几枝插在粉彩瓶里的桃花。
窗子开了半扇，院子里石榴树上的嫩芽在晚风里轻轻晃动。
林母做了四菜一汤。
油焖春笋是今天早上在隆福寺早市上买的头茬鲜笋。
林颖恩吃了几口春笋，眼睛亮了，又夹了一块。
“今年这笋比去年嫩。妈你是不是换了个摊？去年那家的笋有点老，靠近根部的纤维嚼起来像吃草。”
“还是那个老李头。他说今年春天暖和得早，笋冒得快，没等长老就挖了。”林母把春笋往女儿碗里又夹了两块，又把鲈鱼肚子上最嫩的那块肉夹到她碗里，
“你多吃点。老赵跟我说你瘦了——他现在学会通风报信了，隔几天就给我打一次电话，说你中午又只吃了个馒头。”
“老赵是我同事还是您安插的线人？我回头得查查他的底细。”林颖恩把鱼肚子上的肉夹起来，在蒸鱼豉油里蘸了蘸，放进嘴里，
“对了，今天开会，钟院长说希腊那边有个进修名额，为期一年。”
“希腊？”林母手里的筷子停了半拍，然后又继续夹菜，“地中海那边啊。够远的。比德国还远。”
“反正不近。地中海边上。之前翻《柳叶刀》看到过，说做器官移植的地中海中心就在那里，他们写的论文我看了好几篇了。去年那篇讲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数据量特别大，光是移植后一年内的并发症图谱就列了整整四页。”
“那不错。”林父把筷子放在碗沿上，端起汤碗喝了一口。
“你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林颖恩夹了块鲈鱼肚子上最嫩的那块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就是今天开会提了一嘴，我听听就过去了。”
林母把春笋往女儿碗里夹了两块，又往丈夫碗里夹了两块。
“这个机会跟你在海德堡学的那个方向对得上吗。要是对得上，不妨再想想。进修不是留学，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当年去德国的时候才二十出头，德语都不会几句就到了海德堡，站在学校门口不敢进去。后来也读下来了。现在去希腊，起码不用从头学语言——医学英语你早就会了。”
“是对得上。”林颖恩放下筷子，认真起来，“我在海德堡跟施密特教授做的课题就是肝移植术前评估和术后抗排异方案优化，当时用的还是狒狒模型。狒狒肝脏的血管走向跟人不一样，我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拿到临床上直接套用是有误差的。地中海中心那边这几年一直在做临床转化，写了好几篇《柳叶刀》——我们这边还在翻他们的文献，要是有机会去亲眼看看他们怎么做血管吻合，比看一百篇论文都强。他们做肝动脉吻合的时候用的是显微外科技术，缝合线比头发丝还细，光是那个手法我就想学很久了。”
她说完这一段之后又拿起筷子继续吃菜。
“但是太远了。一年。你们俩都在北平，我爸膝盖不好，万一——”
“远是远。但一年后不就回来了吗。”林母把汤碗往女儿面前推了推，“你爸膝盖不好是柿饼吃多了，不是缺乏照顾。他有王妈，有我，有他那些字帖和明人笔记，日子过得比你还忙。昨天还在书房里翻出一本明拓《曹全碑》，高兴得跟捡了宝贝似的，饭都忘了吃。至于我——我银行的事、洋行的事，哪个不比照顾你复杂？”
林父也开口。
“恩恩，爸爸说句实话，你听了别多心。这阵子你把自己逼得太紧。医院、手术室、病房，三点一线，每天十几个小时。你妈嘴上不说，每天算着你几点下班，让王妈把菜热了又热。手术记录写到晚上十点还不肯放笔，你以为没人知道。我们也不好一直说，知道你是用工作压着自己，怕闲下来会胡思乱想。但你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现在要是能出去换个环境，对你以后的发展也有帮助。不是说你留在北平就不好——而是你出去看看别的地方怎么做器官移植，看看地中海边的医生们用什么手法缝血管，回来之后能做更多的事。”
“世界很大，你该多去看看。你以前在海德堡的时候给我写信，说内卡河边的樱花开了，说教授表扬你了，说室友给你煮了一锅难吃的杂烩饭但你还是吃完了。那些信我到现在还留着，每一封都夹在你小时候画的水墨画旁边。你那时候过得也不容易，但信里的你是开心的。爸爸只希望你能做开心的事情。”
林颖恩低头看着碗里的米饭。
米粒上沾了番茄蛋花汤的汤汁，红红的，她把筷子插在饭里轻轻搅了一圈，又搅了一圈。
“从海德堡回来的时候就想好——以后就在医院好好干，哪儿也不去了。去个天津都觉得远。希腊——确实是太远了。”
“你今年才三十五岁，在医学这个行当里连半辈子都没走完。施密特教授这个年纪还在实验室里熬通宵呢——你自己说的。”林母把筷子拿起来又放下，
“你要是想在肝胆外科这条路上一直走到黑，把人家的新东西学回来，对你以后要做的手术有用。你要是只是因为‘太远了’和‘不想离开爸妈’这两条，那就不用犹豫。远了可以写信——你不回来我们也可以去看你。钱的事不用担心，他们那个奖学金不够的部分，妈给你贴。”
“作为医生，本身就是要一直进步，妈妈很赞成。”
“爸爸也赞成。”林父又补了一句，
“你妈刚才说的那句‘作为医生要一直进步’，是你自己以前说的。前年你在做讲座，我跟你妈去旁听，你站在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你自己说的。”
林颖恩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
“你们俩今天是不是排练好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不对，一个红脸一个红脸，全是红脸。爸你以前在教育部开会也是这么配合别人的吗？”
“我没练过。你妈即兴发挥的。”林父端起茶杯，从老花镜上方看了妻子一眼。
“即兴发挥也是发自内心。”
“我可真服了你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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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林颖恩上了楼，洗了澡，换了睡衣。
她坐在床沿上用干毛巾擦头发。
然后站起来把窗子推开一条缝。
初春的夜风灌进来，凉凉的，带着泥土和草叶的气息。
远处谁家的收音机还开着，隐约飘来一段京剧——是《空城计》，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那段。
她靠在窗框上，头发还没干透。
一年。
施密特教授的学生马克斯去年给她寄信时提过一嘴，说地中海中心现在做的肝移植已经进入临床阶段，血管吻合的手法和他们当年在海德堡实验室里讨论的理论设计是一脉相承的。
她当时看信只是羡慕了一下，从未想过自己也能去。
她把窗子关好，拢了拢衣领。
窗前书桌上那本翻到一半的《柳叶刀》还摊开着，上面登着一篇地中海中心最新发表的论文，是关于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预防策略。
她拿起杂志翻了翻，翻到通讯作者那一页——是一个希腊名字，很长，她试着念了一下，念错了，又念了一遍，这次念对了，但还是不确定重音在哪里。
算了，假如去了自然就会念了。
她把杂志放下，来到书桌前拧开钢笔笔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申请表铺在桌上。
申请表最上方是一行字：国际外科医学会进修项目申请表。
纸是白色道林纸，摸上去很光滑。
她用左手指尖按着纸的边角，右手拿起笔，写了名字、科室、职称。
写到“申请方向”那一栏时，笔尖在纸面上悬了片刻，然后落下。
用她开药方时那种端正但略带潦草的笔迹，写下了一行字。
肝胆外科与肝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