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年在档案馆的地下室里翻出一个旧木箱。
木箱不大，长宽各半米左右，木质已经有些发暗，边角用铁皮加固过，铁皮上的锈迹很重。
箱盖上用粉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认出几个字，“时远，井下。”
他把箱子从杂物堆里拖出来，用湿布擦掉表面的灰，然后撬开已经锈死的锁扣。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本旧笔记本，每一本的封面上都写着编号和日期。
最早的一本日期是新历七十三年，最晚的一本日期是新历八十八年。
他把最上面那本拿出来翻开，扉页上画着一棵树的素描，树干笔直，
树冠很大，根系从树干底部向四面八方延伸，每一根根须的末端都标注着极小的数字。
旁边写着一行字，“老鸦岭矿脉分布示意图，据勘探数据绘制。”
他认识这个笔迹。是时远的。
郭大年把这本笔记本放在桌上，又拿出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
每一本的内容都不一样，有的记录矿脉走向，有的记录以太浓度变化，
有的记录根须样本的活性数据，有的记录激活剂配方的优化过程。
他把它们按日期排好，从新历七十三年到新历八十八年，整整横排了一整张书桌。
这些笔记本是时远在第零号井作业平台上的工作记录，
和之前在保险柜里发现的那批实验日志是同一个时期的东西。
但那批日志记录的是载体预置计划的实验数据，这批笔记本记录的是矿区的勘测数据。
时远在下井的那些年里，不仅在做激活剂的配方优化，
还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把老鸦岭地下的矿脉走向、根须分布、以太浓度变化全部画成了图。
郭大年戴上老花镜，把最旧的那本笔记本翻开。
新历七十三年的记录还很简单，只有几张手绘的地质断面图和几组以太浓度读数。
笔迹还很年轻，笔画有些飘，和他后来那种工整到近乎刻板的字迹完全不同。
他翻到新历七十五年的记录，那一年正是时远第一次下到第零号井的时间。
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折叠的纸，纸已经泛黄发脆，边缘有些碎裂。
他把纸展开，是一张手绘的矿区全貌图，画得很详细，从地表到深层，
从旧矿场到新岔口，每一条矿道、每一个竖井、每一条地下河支流都标注了坐标和深度。
图的右下角写着一行小字，“老鸦岭矿区地下结构全图，新历七十五年冬，时远绘。”
郭大年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认识时远的时候，时远还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勘探员，
背着一个旧帆布包，跟在郭大年身后下井，每一步都踩得很小心。
那时候郭大年觉得这个年轻人太谨慎了，不适合干勘探这一行。
勘探需要胆量，需要在未知的黑暗里迈出第一步的勇气。
后来时远证明他错了。时远不仅有胆量，还有耐心。
他可以在井下待好几年，一个人，面对几百米深的黑暗，
只为了把每一根根须的走向画清楚，把每一条河床的深度测准确。
郭大年把那张矿区全貌图小心地折好，放进防潮密封袋里。
然后继续翻看后面的笔记本。
新历八十年的记录里多了很多关于根须样本的描述，文字比之前更专业，数据也更密集。
时远在这几年里已经开始接触母株的根须了，
他用取样刀从那些还在缓慢生长的支根上切下薄片，
放在自制的显微镜下观察，把细胞结构一笔一笔地画在笔记本上。
那些手绘图非常精细，每一根假根的弯曲弧度都画得很准确，
细胞壁的厚度标注到微米级，旁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观测记录。
郭大年看着那些图，忽然想起自己当年在矿业协会温室里，第一次看到母株分株样本时的情景。
他也是这样一笔一笔地画，把每一根根须的走向都画在纸上，怕自己忘了。
他翻到新历八十八年的记录，那是时远下井的最后一年。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没有数据，没有手绘图，只有一行字。
“矿区地下结构全图已绘制完成，存于第零号井作业平台保险柜内。
后来者如有需要，请自行取用。”
郭大年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桌上。
他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上的灰。
老花镜戴了太多年了，镜片上有好几道划痕，看东西的时候总有些模糊。
但他一直没有换新的，不是买不到，是习惯了这副的松紧度，换新的要重新适应。
他把所有笔记本按日期排好，放进一个新的档案盒里。
档案盒的标签上写着“时远，井下勘测记录，新历七十三年至八十八年”。
然后把这个档案盒放在书架上，和之前那些时远的实验日志放在一起。
两个档案盒并排摆着，一个是载体预置计划的实验数据，一个是矿区地下结构的勘测记录。
一个记录着时远作为实验者的工作，一个记录着时远作为勘探员的工作。
两个身份，同一个人，都在同一片黑暗里，用同一种认真，一笔一笔地记录着。
郭大年站在那里，看着书架上那一排排档案盒，
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矿业协会的办公室里，也是这样整理档案的。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背还没驼，头发还没白，每天坐在办公桌前，
把一份一份勘探报告归档，贴上标签，放进书柜。
他觉得那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无聊到他想辞职。
现在他觉得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重要到他想把每一份档案都保存好，不让任何人弄丢。
……
温岚在整理郭大年那间旧平房的时候，从床底下翻出一箱旧信。
箱子是铁的，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锁扣一撬就断。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封信，信封上都没有署名，只有日期。
最早的一封日期是新历七十八年，最晚的一封是新历八十八年。
她把信按日期排好，从第一封开始看。
第一封信只有几行字。“温岚，我今天下井了。
很深，比你上次带我去的那条矿道还深。下面有一条河，河水是绿色的，会发光。
我站在河边看了很久，很想带你来看。但你不在。”
字迹很潦草，笔画有些飘，像是在很暗的光线下写的。
温岚认得这个字迹，是时也的。
她在红太阳孤儿院的时候见过他写字，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
握着铅笔的手在抖，但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
后来他很少写字了，不是不会写，是觉得没必要写。
他想说的话都放在心里，不说出来，也不写下来。
但这封信他写了。写了很多封。每一封都只有几行字，每一封都在说同一件事，
他在井下，他在看那条河，他想带她来看。但他没有寄出任何一封。
他把信锁在铁皮箱里，放在床底下，和那些旧零件放在一起。
温岚蹲在地上，手里拿着那些信，一页一页地看。
信纸已经泛黄发脆，边缘有些碎裂，但每一个字都还看得清楚。
她看到第三封的时候手指开始发抖，看到第十封的时候眼眶红了，
看到最后一封的时候眼泪掉在了信纸上。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新历八十八年，那年正是时远下井的最后一年。
信上写着，“温岚，我今天又下井了。河床干了一段，但源头还在出水。
水还是绿的，还会发光。
我在河边坐了很久，想了很多事。想起你教我跳舞的那个晚上，月光很亮，你的影子在地上转圈。
想起你离开红太阳的那天，我没有送你。
我以为你会回来。你没有回来。我也没有去找你。
现在我在井下，你在井上。我们之间隔了很厚的岩层，但我能感觉到你。
你也在看月亮吗。”
温岚把信纸贴在胸口，蹲在那里，把脸埋进膝盖里。
她没有出声，只是肩膀在微微发抖。
郭大年从隔壁房间走过来，看到她蹲在地上的姿势，没有走近，
只是把那杯还冒着热气的浓茶放在她旁边，然后拄着拐杖走了。
拐杖敲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越来越远。
温岚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蹲了多久。
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半小时。
她抬起头的时候，茶已经凉了。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苦的，和她以前泡的那种凉茶一样苦。
但她没有放下杯子，一口一口地喝，喝到杯底，喝到茶叶渣粘在舌头上。
她把那些信重新按日期排好，放回铁皮箱里。
箱盖已经合不严了，她用麻绳把箱子捆了两道，打了个死结。
然后把箱子放在书架上，和那些旧档案放在一起。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矿区观测站的方向，张北望那盆绿萝的叶子在窗口轻轻摇晃。
远处工艺车间的灯光还亮着，主引擎的低鸣声一如既往地平稳。
她把额头抵在窗户玻璃上，玻璃很凉，凉到她能感觉到自己额头的温度在一点一点地传过去。
“时也。”她轻声说。
没有人回答。只有引擎的低鸣声在夜风里回荡。
温岚从窗前走回书桌旁，拿起笔，在一张空白信纸上写了一行字。
“我也在看月亮。一直都在看。”
她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里，封口处用麻绳系了一个回航结。
然后她拿着那封信，走出平房，沿着砂石路，朝观测站的方向走去。
月亮很圆，很亮，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投在砂石路面上，拖得很长很长。